2026-11-16 17:07
700多年前,来自欧洲的传教士若望·孟高维诺,千里跋涉来到元大都觐见;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这里一住17年,把一座东方都城的繁华写进《马可·波罗行纪》,让遥远的“汗八里”第一次如此具体地进入欧洲人的视野。
数百年后,北京依然是世界目光汇聚之地。
2026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从人民大会堂到中南海,中美元首深入晤谈,双方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几天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中俄元首密集出席近十场重要活动,达成多份联合声明、合作文件,在动荡的国际大变局中彰显了“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大国担当。
回望这半年,法、英、美、俄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在短时间内全部访华。这样的外交密度,在中国外交史上十分罕见。从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等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到韩国、越南、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领导人,再到来自亚非拉的伙伴,“向东看”“北京见”成为越来越鲜明的国际潮流。
穿越千年,北京为什么仍能成为“四海来客”的汇聚之地?答案正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丰富。
招徕四方
“如果追溯历史根源,北京‘四方来客’的特点甚至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北京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洪波表示,传说,燕昭王筑黄金台、招徕天下贤士的故事,就发生在今天北京这片土地上。
《战国策》记载,“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天下贤士向燕国聚集,燕国都城蓟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政治与文化交汇中心。这种开放包容、招徕四方的人才战略,为北京日后汇聚天下宾客埋下了最早的历史伏笔。
到了元代,大都真正成为一座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国际都会。
元朝统一后,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大都作为都城,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之一。这里是帝国的政治中心,也是贸易、文化和信息汇聚的地方。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使臣、官吏、商贾、军士、工匠乃至普通移民,进入这座城市,旅行、工作、定居、侨居。
元大都与高丽往来频繁,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地也与元朝保持着使节往来。印度与元朝的官方交往几乎年年都有,《元史》中记载的中印互派使者就有数十次。来自尼泊尔的艺匠阿尼哥,在中国工作40余年,如今屹立于北京阜成门附近的妙应寺白塔,就是由阿尼哥设计建造。
中世纪西方的著名旅行家,如意大利的马可·波罗、非洲的伊本·拔图塔等,都曾踏上北京的土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都度过。回国后,他口述东方见闻,最终形成《马可·波罗行纪》,书中详细描绘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并称其为“汗八里”。
一批批“四海来客”是北京的观察者,也是北京走向世界的传播者。
大国胸襟
一座城市能不能成为国际交往中心,要看它有没有接待外宾的制度、容纳不同文明的胸襟,以及让交往持续发生的基础。
中国古代都城很早便设置了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机构。汉代以后有鸿胪寺,隋代设立的是四方馆,元代大都则设置会同馆。
明朝迁都北京后,又在北京设置会同馆。使其分为南北二馆以接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使节,还设立了培养翻译人才的“四夷馆”(清代改称四译馆)。会同馆不仅是接待周边藩属国朝贡使节的馆舍与机构,还是中国与周边藩属国贡使进行经济贸易的场所。
王洪波认为,北京长期汇聚四海来客的国际交往传统,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中心、礼仪之都和外交中枢的地位,陆海兼备、联通南北东西的地理区位,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内陆与海洋的交汇节点,以及包容共生的城市文明特质和千年延续的交往制度体系四大优势共同塑造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来到北京的不只是使节,还有商人、旅行家、工匠、学者、传教士。
明清时期,朝鲜使者来到北京,不少人会专门到琉璃厂购书,与中国学者、画家交游。乾隆、嘉庆年间,朝鲜“北学派”代表人物来到中国考察,把北京的所见所闻带回朝鲜。
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人士来到北京。他们带来的历算、测量、水利等知识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他们又把中国典籍、思想和文化介绍到欧洲。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在北京交汇。
郑和七下西洋,则把这种交往推向更远的海域。明朝迁都北京后的第六、第七次下西洋,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联系。郑和船队带去瓷器、丝绸、茶叶、漆器等,也把东南亚香料、药材等带回中国;海外使节还不断随郑和来到北京。《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史》记录,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国时,随行来华访问的就有16个国家的使臣,约1200人。
古老的北京,向内扎根中华正统文脉,向外吸纳八方文明精华,在海纳百川的胸襟中,积淀了作为大国都城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来者是客
时代流转,当今天的北京再次汇聚全球政要与四海来客时,其背后的国际秩序与交往逻辑已发生历史性蜕变。
“虽然古今北京都有四海来客的景象,但交往逻辑已从‘等级尊卑’转向了‘主权平等’。”王洪波指出,古代北京的对外交往依托传统朝贡体系,本质是尊卑有序的礼仪关系;而今天的北京国际交往,完全立足《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交往的前提是独立主权、相互尊重。交往目的也从“彰显大一统正统地位”转向了“多元互利共赢”的全方位互动。
北京依然在“迎客”,但今天的客人不再是朝贡体系中的“来朝者”,而是共同寻找合作空间的伙伴。这种平等的、互利共赢的现代外交逻辑,在2026年这个特殊年份展现得淋漓尽致。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张胜军说,今年的外交潮在中国外交史上十分罕见,在世界外交史上也不多见。这既是中国全球政治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是中国经济影响力向全球政治影响力快速转化的一个历史性拐点。
在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各国焦虑感上升的背景下,这一现象标志着务实外交的兴起,西方的“阵营对抗”或“新冷战”等叙事越来越失去吸引力。
他指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处理与美、俄等大国关系时,展现出了极强的战略定力。传统上的联盟界限正在悄然消失,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中国不以联盟对抗为目标的外交互动发人深思,这里的中国大国担当,展现了引领世界向何处去的领导力。
此外,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世界经济的压舱石和稳定器。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全球石油供应链中断最严重时,每天一度减少多达2000万桶,但国际油价始终没有突破每桶150美元这一危险关口,全赖中国2-6月间主动把原油进口量削减近一半。
“所以,中国成为全球外交‘引力中心’,正在于各方都预期到了不确定性,而中国提供确定性的重要性日益被世界所感知。”张胜军说。
重识中国
今天的北京,早已不再是封建朝贡体制下的皇城。在建国门外和亮马河畔的使馆区,汇聚了160余个国家的驻华使馆,不仅构成了北京作为外交之都的标志性空间,更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高速信息通道。
近年来,一系列重大主场外交活动深深烙上了“北京印记”。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总部在北京的落地生根,到雷打不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共绘南南合作蓝图,到北京冬奥会书写“双奥之城”的和平与荣耀,北京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核心枢纽。
张胜军说,北京本身正在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一致性”的一个可观察窗口。北京正在从中国外交的地理中心,转变为全球合作的制度性节点。理念在这里提出,机制在这里落地,合作在这里展开,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北京成为全球议题汇聚、合作机制生成的重要空间。
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国际化的外延正在不断拓宽。除了政要云集的大会堂,北京还是国际化医疗资源的聚集地、跨国企业总部的首选地,更是中国艺体文化向全球传播的策源地。这里有中国宏大的外交政策,也有中国人的生活日常与文化自信。
从鸿胪寺、会同馆,到今天的外交机构、驻华使馆和国际组织,北京接待世界的方式在变,但让不同的人来到这里,让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相遇,让彼此的理解从一次会面变成长期交往和共同方向的核心能力没有变。
理想都城,大抵如此。